浪花淘尽英雄

——大陆、台湾和香港警匪题材影视剧再探讨

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，文化产业进程经历了几度兴衰。题材、类型越来越趋于多样化，丰富饱满的人物形象，摆脱了过去的单边制，走向更贴近社会、更贴近人性的艺术氛围之中。影视剧产业化更是一种趋于细密的市场体制。所谓细密，是指类型的特征明显，消费此一类型的观众群比较稳定，过去的大一统和原则管理转为服务市场、服务观众的细化范围。影视文化产业，也从单纯服务于政治宣传的工具，逐渐变为服务大众审美需要的产业形式。本文也正是以此为基点，来探讨警匪题材的影视剧和海峡两岸的影视剧发展。

       改革开放后，电视剧创作快速复苏，发端之作《便衣警察》，即是一部公安题材的作品。该剧以四·五天安门事件为背景，描写了警察既要执行职责，又因为这些职责和他们的内心世界发生矛盾冲突，由此而引起的痛苦。对于从那个混乱时代走过来的人来说，这部电视剧象征了人性的复苏。当年播出时万人空巷，主题歌流传至今。在中国电视剧史上，堪称开山之作。从那之后，公安题材作为电视剧最大消费群市场类型片被保存下来。这种压抑之后的爆发，成为公安题材电视剧发展的内在动因。

       自《便衣警察》之后，公安题材的电视剧一直稳步发展，但是主题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发生变化。又一次对公安题材产生很大冲击力的电视剧，是九十年代初的《5.12大案》和濮存昕主演的《公安局长》。在这一段时期里，警察的形象，有英气冲天的气概，不被任何难题所困扰，披荆斩棘，奋发向前。与之前公安题材电视剧所不同的是，这几部戏，都带有更浓烈的纪实色彩，剧中所写的案情的侦破，对犯罪嫌疑人的抓捕，鲜活逼真，栩栩如生，几乎可以闻得到现场的火药味和血腥气。抓捕过程中的危险性和重重困难，挑战着公安干警，也刺激着观众。观众的审美需求，已经从压抑之后的爆发，转变为对现实生活的体验，这恰恰与当时的中国电影第五代的风格不谋而合。

       我们不妨进行一个横向的对比，当时的香港与台湾的警匪片在表现些什么。通过吴宇森和成龙，我们可以看到，香港的警匪片是以极强的戏剧冲突为鲜明特色的，缺乏大陆公安题材影视剧的纪实性，更多是以好莱坞的电影语言为模本进行香港本土的警察故事演绎。警察形象也与大陆公安相去甚远，极强的个人英雄主义和丰富的喜剧效果，成为香港警匪片的独特风格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，台湾电影进入新浪潮时期，然而，表现警匪题材的影视剧却如吉光片羽，少之又少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。

       在大陆，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，由于公安题材影视剧中大量出现了案情侦破手段和血腥场面，上级有关部门开始意识到这一倾向并加以抑制，而公安题材的创作也开始转向，公安题材文艺化的趋势重新抬头，出现了一部很重要的作品《无悔追踪》、《针眼儿胡同警官》。这两部作品都是以更加平民化的视角，诠释警察这个职业对普通人人生的改变。

《无悔追踪》，讲述一个卧底几十年的台湾特务，与跟踪了他一辈子的警察最终结为亲家的悲喜剧，故事情节感人至深，也预示着生活已经离政治动荡的风雨越来越远。同时期出现的优秀作品，还有《针眼儿胡同警官》，把警察民俗化、地域化，乃至彻底平民化，回避了公安题材的剧烈斗争，露出一抹人性温暖的亮色。

       2000年，是中国电视剧的转折之年，上级主管部门做出决策，坚决彻底地把港台电视剧从黄金档清出去。之后的几年里，迎来了国产电视剧的春天，也迎来了公安题材的黄金季节。

2001年，电视剧《警察李“酒瓶”》走红大江南北，连下三城，同时获得了“金鹰奖”、“飞天奖”、和“五个一工程奖”。这部剧所继承的文学传统，要追溯到更早期的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，是以老舍《我这一辈子》那种白话口语传统，塑造了一位穿着警服的老百姓形象，笔法近乎白描，不事雕琢，也决不把人物推到第一线的战场上去，警察的责任感巧妙地化为男人的责任——男人对社会和家庭所负的双重责任。这个温暖感人的李久平形象，进入了中国电视剧的人物形象画廊。向前追溯，极近于五十年代电影《今天我休息》中的马天民的形象，随处可见的幽默诙谐，交织着温馨的亲情。这应该是公安题材的一个变数，文学性与真实性的高度结合。这时的公安题材影视剧，正如大方向所引导的一样，表现的主题和重心，已经从硬汉的警察形象，转变到更加贴近生活的世俗化的警察形象。荧屏上塑造的警察已不再是神勇无比的“神”，而就是生活中的一个普通人。这对未来公安题材影视剧，甚至是所有类型影视剧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2002年之后，随着西方电影的进入，警匪题材出现了高度商业化的尝试。编导们开始向西方同行们学习。在他们的作品中，犯罪分子充满心机，充满智谋，而公安人员却被陷入各种迷局，反而在交手对垒中居于劣势，甚至少数警察黑白不辨，此类作品的代表是《黑冰》、《黑洞》。

虽然，这两部作品似乎把公安题材引向了末路，但是，作为一次有益的尝试，是非常值得探讨和研究的。这两部戏的收视率，也达到了公安题材前所未有的新高度。

《黑冰》和《黑洞》中，都出现了同样有魅力的公安人员和犯罪分子首领的形象。双方都各藏心机，富有智慧和谋略，具有人格魅力。这是对商业性影视剧的一个基本要求。英雄的对手越强悍，越证明英雄的超人力量。虽然两部戏对犯罪主人公的塑造都有些矫枉过正，但是作为商业片的要求，他们无疑是符合艺术规律的。在《黑冰》之中，蒋雯丽扮演的卧底警察，和犯罪分子首领有一些暗示性的男女情感关系；而在《黑洞》之中，甚至犯罪分子与其对手警察之间，存在着一种近乎恩人的关系。这种设定，是要把正邪的界限，从情感上进行模糊化，让正面人物经历一番自我淘洗，然后才能达到人生的另一种完美境界。而且，片子的拍摄也颇富现代感，高收视率证明了其受欢迎的程度。

这期间，堪称公安题材涉案剧的巅峰时期。尽管收视率不至于像以前那样，达到万人空巷的地步，但在主流影视剧的市场里，也是独树一帜。而此时，香港与台湾地区的警匪题材影视剧却陷入了低谷。特别是香港地区，原本与武侠片分庭抗礼的类型片，反而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无疑，这对大陆公安题材影视剧是一次推波助澜。然而，正如许多产业一样，巅峰总是短暂的一瞬，巅峰过后便是低谷。

自2004年开始，公安题材电视剧退出了黄金档。这也意味着此一热点题材的暂时隐退。即使仍有人来制作，也由于播出时段而必须缩小投资，缩小规模，第一流的人才便不会再从事这类题材的创作。人才少，投资少，这对公安题材影视剧本身的制作，带来了极大的影响。这些年公安题材的作品，主要剩下了一些粗制滥造的和纪实性的作品，退回到了1980年的初期水平。

上述追溯，肯定是不够全面，也不够详细，对港台地区的调查和阐述也不尽完善，但仅就这样简单的勾勒，也已能够看出，公安题材永远是大众消费的热点，而公安题材的变异发展，则是随着时代的变动而改变的。问题在于，我们的管理，是跟随时代发展与时俱进呢，还是简单干脆地把此种题材，像割阑尾一样，切掉了之？

现在，我们提出的“和谐社会”的理念，从文化产业的角度理解，和谐是一种哲学观念，是肯定、否定、否定之否定的循环上升的结果，绝不是黑不提白不提的抹稀泥，也绝不是掩耳盗铃、因噎废食的简单粗暴的控制。“和谐”是斗争之后的平静，是谅解之后的拥抱，是以天下为己任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，是真正具体的使大众怀有幸福感的施政方针。具体到文化产业上来说，是要满足大众的文化需求、娱乐消费，是要引导大众向真善美提升，是要提高升华大众的精神和文明素质，文化产业应该担负起这个使命和重任。谨小慎微地回避矛盾，是不可能完成历史重托的。

影视文化既然已经形成产业，就应当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去运作。影视剧应当广泛吸收市场的意见，满足市场的需求。从宏观上讲，大的制作方向要向世界水准靠近、看齐。高水平的影视剧，势必需要更高的投资；实现高投资，就必然需要这项产业有高的回报。影视剧产业的回报，则完全受惠于政策的放宽，得益于市场的良性循环。从微观上讲，我们的编导者，也要吸取教训，平庸无奇的创作是无法真正满足市场需要的。可以以近年来比较热门的一部电视剧和一部电影来做比较：电视剧《亮剑》是军旅题材，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吸引力，但它的成功也是人物的塑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，为什么观众喜欢这部电视剧某种程度上更胜于好莱坞的大制作，正是因为《亮剑》中的英雄不是完美的、神化的，李云龙是一个有很多缺点但又极为可爱的人物形象，其丰富复杂的人性和个性打动了观众的心。这一点，也很值得公安题材的影视剧借鉴，以创造出更多的有血有肉、有丰富个性的人物形象来。自然，不必讳言，某些方面政策的限制，也是导致影视剧人物的性格单一的原因。《疯狂的石头》是一部创造了票房神话的热门电影，除了繁富的独特的电影语言结构，平实的生活化的语言也必不可少，为影片平添了不少喜剧色彩。善恶美丑是分明的，但又不是以严肃刻板的方式来表现，而是在嬉笑怒骂中达到警示的目的。对大陆的影视剧，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启示。

其实，对于公安题材来说，变化并不可怕，生活是变动的，创作者们自然也会以不断变化的文艺形式适应时代需要，来表现新的生活。这是一种进步。对变化视而不见、茫然无知，才是可怕的。

我认为，对公安题材除了要避免过度的血腥暴力、感官刺激等不利因素外，对公安人员形象塑造的拓展创新，是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的。从市场角度来说，更是这样。为什么观众爱看公安题材的影视剧？因为，在没有战争的年代里，与犯罪分子的搏斗，就是一场不见硝烟炮火的战争。观众们更愿意看到犯罪分子束手被擒，公安战线的英雄用生命捍卫了他们的幸福生活。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说，在影视上恰当地表现展示适度合理的暴力，以实现惊悚和悬疑的艺术效果，不但不会对社会造成麻烦，很有可能会对消极、负面的社会的心理的因素，形成一种瓦解与转化的潜移默化的文化力量，为不良情绪提供一条发泄渠道。人的本性中存在明亮和幽暗的两面，色情和暴力是压抑在无意识深渊中的重要元素，积极的疏导肯定胜于盲目的围堵与掩耳盗铃的不承认。我甚至认为，在某种程度上，电视剧应该是社会的心理咨询师、疗救师，它启发人、感染人、激励人、引导人、教育人，远比一切空洞的说教来得更有效、更有力。无论任何题材，都是上述重要社会文化角色的一种工具，充分利用好这个工具，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果；而把此工具弃之如敝屣，恐怕是不敢有所作为，或至少是不明智的。

现在，港台的新挑战已经来临。经过消沉之后，港台警匪题材影视剧如今又卷土重来。以武侠剧和偶像剧出名的香港TVB，近几年的几部警匪题材影视剧大有洗牌之意。在网络等媒体上，我们可以看出，这些警匪剧对年轻人是颇具吸引力。新的香港警匪剧，吸纳了电影中的黑帮片与侦探片的艺术元素，进行本土化和再创造，最终制造了新的市场契机，这无疑也是香港地区宽松的文化环境带来的益处。而一直以偶像剧享誉全亚洲的台湾电视剧市场，也开始出现多种类型并行的局面，在尝试历史与偶像结合、黑帮题材与偶像结合之后，台湾的电视剧市场自然要向警匪题材开发，以偶像来出演警匪题材，不仅对年轻人是一种有力的吸引，对亚洲影视剧市场的冲击也显而易见。在面临这两股势力的冲击时，大陆的公安题材影视剧应当以更加开放、更加有力的姿态直面挑战，牢牢立足大陆这个广阔而又有潜力的市场，稳步推向亚洲，进而走向世界。当然，市场的开拓，必然是需要政策的扶持的。

我的建议是，尽快出台更加灵活有效的政策，支持和鼓励积极有益的公安题材的电视剧甚至电影的制作。对于部分敏感的领域，在一个大原则思想的指导下，可以组成观众和专家评审团，进行民主的科学的评议。同时，积极看准几部过硬的作品，重点打造、推出；鼓励专业人才进入到这一题材领域的创作中来；协调推进，谋划发展，积极进行市场调研；如果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此一领域中，一定会为公安题材影视剧带来新的气息与新的风神。无论在商业上，还是在社会文化上，都可以取得双向丰收。或许如此，公安题材的电视剧，可能走进一个更宽松和谐和更蓬勃生长的发展期。更多的个性鲜明、血肉丰满的公安人员的形象，将成为共和国电视剧人物画廊中的光彩照人的艺术群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