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实这是老话题，创作要深入生活，作品要上去，作家要下去，作品要真诚，要有理想的光束……但现在就是这么怪，越是大家都懂的道理，越是没人去做。你如果这样去做了，又被一些人认为没有现代意识和现代感。我不争辩也不理会，走自己的路。创作从来都是悲喜自知的事，最终还是得让作品说话。

创作了十四年的电视剧，现在电影有两部、电视剧大概有二十五部二百多集。平均一年出两部长短篇。有人说我高产、有人说高满堂写完这部要写枯了，没那回事。我之所以一直保持旺盛的创作势头，良好的竞技状态，没有别的，就是长年以来，积极真诚地投入生活，坚持三个“保持”。即始终在创作上保持一颗真诚的心，始终保持一股积极的生活热情，始终保持对理想的追逐。我想，离开这三个保持，我在创作上将一事无成，而这三个方面，也是时下一些编导们所缺乏所忽略的。我总觉得我们的影视队伍有相当一部分同志成天躁动不安，急三火四。究其原因，他们确实离开这个老话题，离生活疏远有些时日了。

说保持创作上一颗真诚的心，不容易。这种真诚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老实，而是对观众的尊重，对情感的尊重，对社会的尊重，或者说上对父母、平对妻子、下对儿女的尊重。这种尊重的程度，决定了你创作作品的社会意义、人生态度、情感浓度等的定位。你只有在创作上保持一颗真诚的心，才能打动观众。现在我们电视剧作品和观众的交流确实到了只有以心换心的程度了。我们的一切手段、小聪明，玩世不恭，都被观众所识破，结局会很尴尬，最后只剩下我们自己伶仃舞蹈。常碰到一些编导，说起编剧，就说编个戏给老百姓看看？打发打发日子？玩一个电视剧？侃一个故事？那种口气，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不仅起码缺乏真诚和真情实感，更是对观众心灵和情感的蔑视。恕我指出这些，也恕我直言，这样的故事恐怕连和自己的孩子也说不圆，这部剧的情感连自己第二天也要忘掉。当然，电视剧不应该皱着眉头，也不应该很沉重，但决不能到了信口胡编、打发日子，变戏法的滑稽程度。真诚就是以心换心，就是心灵的碰撞，就是互相伸出手抚慰对方的心灵，就是相互的娓娓的倾诉。我们不乏有才气的编导，但我们太缺乏这种真诚了。真诚是人生的一种最原始最质朴的境界。是一种浮躁和急功近利的过滤，它虽然有时候象孩童一样蹒跚地向你走来，但那是最亲切最令人感动的，它将使你的创作严肃起来，有责任感、有历史感，有道义感，有未来感，一切浮躁、虚荣、宠辱都将离你远去。

我觉得，一个作家要保持创作的长盛不衰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生活和人生始终投入巨大的热情。对生活失去热情，就会失去新鲜感和时代感，使自己创作的定位发生偏移。我和不少著名的年轻编导有过很深的接触，但有些同志对生活缺乏热情，这样很难有积极的人生，很难有把握时代主流的气度。创作并不是生活原型的复制和再现，如果到了漠视人生，漠视生活的程度，这就更需要我们警惕了，起码，自己失去了与生活与时代对话的勇气。我们的时代，不需要过多的评头品足的看客，需要真诚热情的生活和投入者，为人们展示一幅令人憧憬的奋斗图景。漠然和多疑只能产生自我哀然和颓废，绝不会生产深刻。深刻的出现只有当你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的澎湃之中，才会出现。我曾创作的五部长短篇电视剧《法官谭彦》、《午夜有轨电车》、《远岛》、《突围》等都是投入生活、热情地走进生活的结晶。因为我发现，我几年的思索和默然，不能产生大理论，不能使自己舒展，只能自己折磨自己，我想，走进生活又如何？为写《法官谭彦》我九下开发区，为写《午夜有轨电车》我坐了半个月的有轨电车，为写《远岛》，我在远岛上呆了八天，险些丧命，下岛回家，黑的连妻子都不敢相认。前年春节后，我只身一人跑到嫩江平原，冒着漫天大雪，下讷河、去嫩江、走九井住建边盲流屯。我发现生活确实不张不扬地走在我们创作者和理论的前头了。嫩江三月，路两旁到处都是天南地北的打工农民，乡道上汽车拉着轻耙、重耙、浩浩荡荡开往田野。真有老《南征北战》的味道。大量城里人离开都市到这里垦荒。在盲流屯，我住了半个月，那是我一生难以想象的感受。中途路过沈阳下车，辽宁台同志来接我，我说了几句话就去商店买衬衣，因为我全身招满了虱子。在九井犯了胃溃疡，吐血便血，回到家一头拱到床上病了半月。当时我想，如果有人像我这样找罪受，肯定会出更大的作品！现在，我们的创作就是拼生活，看生活的态度，看对生活的感受能力的时候了。

我的祖籍是山东，我就是闯关东人的后代，我叔叔和舅舅都是闯关东的。2005年导演张新建到大连找我谈，一下子把我心底“闯关东”的情结勾起来了，因为从小我就听家里人讲过很多闯关东的故事。那天我们喝了一斤酒，定下来创作这部剧。随后，我和另一位编剧孙建业深入东北3省，行程7000多公里，在一个半月的采访中所遇到的人和事常常让我感动不已。尚志市有个老隋头，90多岁高龄，他当年跟着父母闯关东。父亲途中去世了，他和母亲风餐露宿走了两年，走到尚志市时正好是春节。娘告诉他，过年了，你去河里打桶水，咱娘儿俩把脸洗干净，喝口水就算过年吧……。我还特地采访了我三舅和四舅，这是两位80多岁的闯关东亲历者，可惜还没等到这部戏播出，二位老人就先后离开人世了。所以说，再现这段历史相当有紧迫感，见证者平均年龄基本上都在90岁左右，而且人越来越少了，我们是怀着抢救这段历史的心情拍这部戏的。

我常对人说，我没什么创作体会，唯一的，就是偷了深入生活的巧，对生活，有着难以割舍的热情。对生活投入热情，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作品就要写那些不疼不痒、歌舞升平的东西，恰恰相反，要有更高的理智，更应有冷静的批评，但这些并不是把生活看做一团乱麻，而是提醒人们更加珍视生活，热爱生活，为了美好剔除生活中的丑恶，而不是渲染丑恶，使人们丧失生活的热情和勇气。如果那样，创作者本身自然滑落到一种自我倾诉，以自我的艾然作为创作起点的轨道上去。或许能出一些作品，但起码，我敢肯定，出不了有鲜明时代感、浓郁生活感的大作品。小桥流水、一家风格；艾艾怨怨，不乏味道，但是我们时代急切需要的，绝不是这个，时代要我们去鼓舞震撼人心，召唤着人们义无反顾地走向成熟美好的明天。

说到这，我不能不冒昧地说一句，我们的创作者中有个别的同志确实丧失了对理想的追逐，对时代不关心、媚俗。在他们的作品中，很难看到明天，看到时代大趋势的一种东西。作家没有了对理想的追逐，就意味着丧失了灵魂、丧失了思想，陷入到晦涩、陷入到平庸。你不知道明天是什么，明天怎么活，那你还去写什么作品呢？理想是什么？这个概念很大，但起码的理解是：明天日子会比今天好，我们的孩子会比我们过得好，有奔头，这样一个朴素的客观的现实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展示给观众？为什么要把本不高深的自己包裹得那么严实莫测呢？我们为什么不把积极的人生诉诸于作品中，即使我们自己尝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，不也是会对孩子说：你要努力学习，你不好好学习，就会被明天淘汰，将来的日子会越来越好，我们是赶不上了……，我认识一位同志，很有才华，但总是牢骚太多，对生活挑剔太大，从我认识他那天起他就每天发牢骚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总是向别人诉苦，牢骚来牢骚去十六七年了，至今一事无成，退休了，也不发牢骚了，也没人听他发牢骚了。我们的编导如果处在这样的一种状态，是件很可怕的事情。我们电视工作者不是民间艺人，不是说大鼓唱评书的，把故事编圆了就行了，我们应是思想的探索者、先行者、实践者，我们是理想的忠诚追求者，如果做不到这条，不如改行干别的行当。

始终保持创作上一颗真诚的心，始终保持一种积极的生活热情，始终保持着对理想的追求，会使我们的创作永远保持青春，会使作品保持新鲜，会使我们的人生变得崇高而庄严，幸福和壮丽。

    我将努力这样做下去。